尘缘

文  张晓风

大约两岁吧，那时的我。中午回家吃完饭，又要匆匆赶回办公室去。我不依，抓住他宽宽的军腰带不让他系上，说：“你系上这个就是要走了，我不要！”我抱住他的腿不让他走。

那个时代的军人军纪如山，觉得迟到之罪近乎通敌。他一把抢回了腰带，还打了我——这事我当然不记得了，是自己事后多次提起，我才印象深刻。每提及此事，总露出一副深悔的样子。我有时想，挨那一顿打也真划得来啊，因而将此事记了一辈子，悔了一辈子。

“后来，我就舍不得打你了。就那一次。”他说。

那时，两岁的我不想和分别。半个世纪之后，我依然耍赖，依然想抓住什么留住，依然对上帝说：

“把留给我吧！留给我吧！”

然而上帝没有允许我的强留。

当年小小的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留不住，半个世纪后，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非走不可。当年的我知道他系上腰带就会走，现在的我知道他不思饮食、记忆涣散便也是要走。然而，我却一无长策，眼睁睁看着老迈的他杳然而逝。

记忆中，总是带我去田间散步，教我阅读名叫“自然”的这部书。他指给我看螳螂的卵，他带回被寄生蜂下过蛋的蛹。后来有一次，我和五阿姨去散步，3岁的我偏头问阿姨道：

“你看，菜叶子上都是洞，是怎么来的？”

“虫吃的。”阿姨那时是大学生。

“那虫在哪里？”

阿姨答不上来，我拍手大乐。

“哼，虫变成蛾子飞跑了，你都不知道！”

我对生物的最初惊艳，来自，我为此感激终生。

然而自己蜕化而去的时候，我却痛哭不依。他化蝶远扬，我却总不能相信这种事竟然发生了，那么英武而强壮的，谁把他偷走了？

91岁那年，我带他回故乡。距离他上一次回乡，隔了59年。

“你不是‘带’回去，是‘陪’回去。”我的朋友纠正我。

“可是，我的情况是真的需要‘带’他回去。”

我们用轮椅把他推上飞机，推入旅馆，推进火车。火车离开南京城后不久，就到了滁县。我起先吓了一跳，“滁州”这个地方好像应该好好待在欧阳修的《醉翁亭记》里，怎么真的有个滁州在这里。我一路问，现在是哪一站了，他一一说给我听，我问他下一站的站名，他也能回答上来。奇怪，平日颠三倒四的，连刚吃过午饭都会旋即忘了又要求母亲开饭，怎么一到了滁州城附近就如此凡事历历分明起来？

“姑母在哪里？”

“褚兰。”

“外婆呢？”

“宝光寺。”

其他亲戚的居处他也都了如指掌，这是他魂牵梦绕的所在吧？

年轻时的在徐州城里念师范，每次放假回家，便帮忙做农活。想到这里，我心下有了一份踏实，觉得在茫茫大地上，有某一块田是亲手料理过的，我因而觉得一份甜蜜安详。

回乡，许多杂务都是一位叫安营的表哥打点的，包括租车和食宿的安排。安营表哥的名字很忒，据说那年有军队过境，在村边安营，表哥就叫了这个名字。

“这位是谁你认识吗？”我问。

“不认识。”

“他就是安营呀！”

“安营？”茫然，“安营怎么这么大了？”

这组简单的对话，一天要说上好几次，然而总是不能承认面前此人就是安营。上一次，回家见他，他才一岁，而今他已是儿孙满堂的60岁老人了。去家离乡59年，的迷糊我不忍心用“老年痴呆”来解释。两天前我在飞机上见读英文报，便指些单词问他：

“这是什么？”

“西藏。”

“这个呢？”

“以色列。”

我惊讶于他一一回答正确，奇怪啊，到底记得什么又到底不记得什么呢？

我们到田塍边拜谒祖父母的坟，忽然说：

“我们回家去吧！”

“家？家在哪里？”我故意问他。

“家，家在屏东呀！”

我一惊，这一生不忘老家的人其实是以屏东为家的。屏东，那永恒的阳光的城垣。

家族中走出一位老妇人，是的二堂婶，是所有家人中最老的，93岁了，腰杆笔直，小脚走得踏实快速。她看了一眼，用乡下人简单而大声的语言宣布：

“他迂了！”

乡人说的“迂”，就是“老年痴呆”的意思，我的眼泪立刻涌出来，我一直刻意闪避的字眼，这老妇人竟直截了当地道了出来，如此清晰而残忍。

我开始明白“父母在”和“父母健在”是不同的，但我仍依恋不舍。

过南京时，有老友陈颐鼎将军来访。陈伯伯和是同乡，交情素厚，但我告诉他陈伯伯在楼下，正要上来，他却勃然色变，说：

“干吗要见他？”

陈伯伯曾到过台湾，训练过一批新兵，那是1946年。这批新兵训练得还不太好就上战场了，结果吃了败仗，便成了台籍滞留大陆的老兵。

“我一辈子都不见。”一脸执拗。

他不明白这话不合时宜了。

陈伯伯进来，我很紧张。陈伯伯一时激动万分，紧握的手热泪直流。却淡淡的，总算没赶人家出去。

“陈伯伯和我当年的事，可以说一件给我听听吗？”事后我问陈伯母。

“有一次打仗，晚上也打，不能睡，又下雨，他们两个人困极了，就穿着雨衣，背靠背地站着打盹儿。”

我又去问陈伯伯：

“我，你对他印象最深的是什么？”

“他上进。他起先当‘学兵’，看人家黄埔出身，他就也去考黄埔。等从黄埔出来，他想想，觉得学历还不够好，又去读陆军大学，然后，又去美国……”

陈伯伯军阶一直比稍高，但我看到的他只是个慈祥的老人，喃喃地说些60年前的事情。

1949年，是最后一批离开重庆的人。

“我会守到最后5分钟。”他对母亲说。那时我们在广州，正要上船。他们两人把一对日本鲨鱼皮鞘的军刀各拿了一把，那算是家中比较值钱的东西，是受降时分得的战利品。

“但愿人长久，千里共婵娟。”

战争中每次分手，都写这句话给妈妈。那个时代的人仿佛活在电影情节里，每天都是生离死别。

后来父亲遇见了一个旧日部属，那部属在战争结束后改行卖纸烟。他给了父亲几条烟，又给了他一张假身份证，把姓名“张家闲”改成“章佳贤”，且缝了一只土灰布的大口袋做烟袋，父亲就从少将军官变成了烟贩子。背上袋子，他便直奔山区而去，以后取道老挝，转香港飞到台湾，这一周折，使他多花了一年多时间才和家人重逢。

爸爸从来没跟我们提过他被俘和逃亡的艰辛，许多年以后，母亲才陆续透露几句。但那些恐惧在他晚年时却一度再现。有一天妈妈外出回来，他说：

“刚才你不在，有人来跟我收钱。”

“收什么钱？”

“他说我是甲级战俘，要收100块钱，乙级的收50块。”

妈妈知道他把现实和梦境搞混了，便说：

“你给他了没有？”

“没有。我告诉他我身上没钱，我太太出去了，等下我太太回来你跟她收好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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